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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碰撞下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热度0票  浏览0次 时间:2015年8月12日 10:16
[摘 要] 以李安电影《推手》和《喜宴》中的家庭矛盾为切入点,结合中西方文化理论知识,从父权地位变化解读其中父亲文化身份认同:父权如何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从强大到无奈的退让再到开始新生活,以及如何实现父亲旧的文化身份的消解与新的文化身份的构建。
  [关键词] 文化身份;父权;消解与重构
  
  李安极具文化品位的《推手》和《喜宴》被认为架起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在这两部影片中,李安着力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父权文化的理解与思考。在电影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父亲形象是中国父权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文化的缩影。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子女。李安在电影中以家庭为载体,全方位展现了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下,中国传统父权文化所受到的极大挑战以及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生在台湾的李安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在西方现代文化氛围中生活了多年,使他能够对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冲撞这一主题处理得游刃有余。在这两部电影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他更多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力量,是父权的化身。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基础上的家庭伦理体系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儿子应该像妇女一样是受制于父权的从属对象,他是从属于父权的私有物,也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在中国文化里,父权的力量是隐含的,但也是强大的,父亲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电影《推手》和《喜宴》中的儿子也不仅仅是普通子女,他们是西方(美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更轻快、更自由的家庭伦理观。在两部影片中,演员郎雄演绎父亲(分别是朱父和高父),《推手》中的朱父是饱经沧桑的功夫大师,《喜宴》中的高父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师长,他们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绝对的权威。之所以选择郎雄,李安说他长着一张中国父亲的脸,在他身上,他找到了父亲这个形象的所有需求。
  一、《推手》中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推手》是李安正式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影片主要描写了一位来自北京的饱经沧桑的功夫大师(朱父)在美国儿子家中的生存状态。朱父深谙中国传统的太极拳术,初来美国时怡然自得、充满自信,一心想与儿子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在异地异种文化下,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因受到极大的挑战而陷入了窘境。儿子家在父亲到来之前一直遵循美国的生活和教育方式,而来美的父亲坚守着自己的父权思想,坚持打太极拳、讲汉语、吃中餐、和儿子住一个公寓等。这种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不仅使他与儿媳无法沟通而且矛盾重重,甚至与一直敬仰自己的儿子也变得有些隔阂了。朱父的生活被限制住了,在家里没有了话语权,与外界也缺乏沟通与交流。在西方现代文化里父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父亲最终无奈地住进了租来的房子。
  在影片开始的6分钟内,没有一句人物台词,身着蓝色中式服装的父亲在练太极拳,老人安详平和,动作舒缓自如、矫健轻盈。镜头随后转向内心焦躁的洋儿媳在电脑屏幕前飞快地敲击着键盘。二人一静一动、互不理睬又互有压力的模式制造了强烈的隔阂感。洋儿媳的烦躁与中国父亲的气定神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接下来的几个场景更是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尖锐性,而在这不断的冲撞中,父亲的权威逐步被弱化。微波炉里的爆炸声引起了洋儿媳的一句“shit”,这是父亲威严受到严峻挑战的开始。餐桌上父亲和洋媳妇分别用两种语言抢着和儿子说话,这是两种势力在争夺,也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家庭伦理观: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认为父权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而西方现代家庭伦理观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就是儿子在下棋时对父亲所说的“民主就是没大没小”。这种不同的家庭伦理观使得朱父无法接受儿子和儿媳对孙子宽松平等的教育方式,而儿媳也不能容忍朱父在家庭中的父权地位。在家庭权威地位的丧失使朱父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他遇到了陈太太,两人感同身受、同病相怜。而当他认为儿子是为了摆脱他的拖累而安排他与陈太太接触时,为了保存自己最后的尊严,他选择了离开。朱父的离开使儿媳想到了“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父权再次被弱化了。生在中国的儿子努力寻找父亲并通过打破厨房用具来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他想维护自己父亲的权威来表达自己的孝心,因为孝是儒家父权制度的表现之一。然而受到中西文化熏陶的儿子处于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想重建父亲在家中的权威以尽孝道;另一方面,自己深受父权之苦,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又努力想挣脱这种父权的压制。身在美国的儿子娶了洋媳妇,过着标准的美国式的生活。在异地、在强势的西方语境下儿子想重新建立父亲父权地位的愿望让位于追求一种更自由更民主的家庭伦理模式,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因而得到了消解。朱父在离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洗盘子),因无法忍耐老板的苛刻而在餐馆里大打出手,沉着冷静的朱父用暴力释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和无奈。太极大师的他可以用武力抵制外来的身体攻击,却无法抵御美国强势文化对他造成的伤害。此时朱父的暴力打破和颠覆了他所坚持的父权文化和他的太极式的修身处事的原则。父亲戴着手铐被送入警车时所表现出的镇定以及他在监狱里不吃不喝的凄凉预示着父亲被逼到了绝境:他输了。对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而言,这是空间位移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的困窘。尽管洋儿媳最终懂得了中国家庭的含义并尝试着要接纳父亲,但父亲没有搬去继续跟儿媳住在同一屋檐下,父亲搬到了中国城独居。家庭内部紧张的对立关系得以缓和,父亲选择租房住代表了父亲对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无奈地接纳。影片最后对父亲的文化身份做了重新构建:一位中国年迈的父亲既没有三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也没有西方老年人心甘情愿选择独居的安逸与潇洒,但他毕竟还是勇敢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通过对父亲旧的文化身份的消解与新的文化身份的重构,李安既表达了他对传统父权的敬畏,也暗示了他对传统父权的叛逆以及对家庭伦理自由的追求;同时也表明了李安在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中庸之道。
二、《喜宴》中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喜宴》中,高父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师长,刚到美国时走路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跑步时跟着顺从的儿子。当高父听见塞门要送见面礼时,他满脸笑容,但当赛门说送给高父血压计是为了未雨绸缪,因为高父心脏不好,血压又高,高父的脸就马上阴沉了下来。为了面子高父为儿子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宴,而婚宴的结束也是高父父权地位不断弱化与消解的开始。高父为了完成高氏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顾威威怀了伟同的孩子,在大家都不知高父谙熟英语的情况下伟同和他的同性恋爱人赛门在大家吃早餐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用英语),从中他知道了儿子是个同性恋,高父一时无法承受这一事实而使他中风发作。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下高父病倒了,这象征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在接受西方现代家庭伦理体系时所承受的痛苦,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传统父权文化的唯我性和排他性使高父几乎崩溃:传统父权文化象征的他无法接受同性恋的事实,其实质是无法接受同性恋无法传宗接代的事实。在高父看来,婚姻即是传宗接代,而作为同性恋者的高伟同认为爱情是人类的美好情感,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果两人的结合是为了传宗接代,就无幸福可言。而同性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只要两人幸福就是最真挚的爱情。深受父权压制之苦的伟同在父亲的病房门口释放了多年来在中西文化压抑下的情感:“我和赛门都很珍惜对方,你看看我们朋友当中所谓的正常夫妻,吵的吵,离的离,有几对能像我跟赛门处得这么好?其实我要不是为了应付让爸抱孙子,还有你给我安排的这些相亲,我会过得很幸福的。”传统父权文化就此在西方语境下完全消解:病愈后,高父的一句“赛门做饭,爸爸洗碗”象征着一个长期坚守传统父权文化的父亲的妥协,这种妥协是痛苦的,更是无奈的。为了儿子的幸福,高父把本打算送给“儿媳”(顾威威)的礼金给了塞门,以非正式形式接受了儿子的恋人,这预示着这个东方的父亲对这个“真正儿媳”(赛门)的接纳和认可。高父和高母在回台湾之前,全家人在欣赏婚礼相册,当看到伟同、塞门和威威三人的合影时,高父把初次见面时对威威说的“谢谢你照顾伟同”还给了塞门,而对威威说“高家会谢谢你”。赛门和威威在高父心中的重新定位象征着高父新的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安检入口,父亲将双臂高举过头顶表达了这位父亲的无奈宣告:他所代表的东方父权文化的妥协。这位充满中国传统父权思想的父亲最终不得不选择宽容,用宽容的心接受了儿子这个特殊的家庭。这种宽容是无奈的,它暗示了主宰中国传统文化的父权在某种程度上的瓦解。但李安导演似乎对高父的妥协充满了同情而最终还是让高父有了孙子。作为“儿女们”的伟同、赛门及威威拥抱在一起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具有东方传统伦理观的威威在亲情的感召下打消了堕胎的想法决定生下孩子,有着西方现代价值观的赛门也同意做孩子的第二个爸爸。是宽容使这个家庭实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这也是导演李安所寻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出路和兴衰趋势:中庸,即相互包容才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
  三、结 语
  在《推手》和《喜宴》中,父权在一定时期内经历了弱化与消解:作为家里权威的父亲的控制性逐渐减小。朱父从反对到妥协,高父默许了下一代的生活方式,李安导演的父亲形象一直在发展变化,但都处于退让和牺牲的地位。《推手》中朱父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候选择了退让,搬出独居以换得儿子家庭的安宁。《喜宴》中高父则是以宽容性的退让成全了儿子的家庭幸福。父权的消解代表着传统文化壁垒的坍塌,当社会不再敬畏权威,父权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这是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困顿、无奈和尴尬,也是李安对在西方语境中父权现状的思考。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或许无法实现文化间的完全平等,但至少可以通过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自我调节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从而实现新的文化身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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