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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让子弹飞》中的启蒙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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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0票  浏览0次 时间:2015年9月09日 10:17
摘要:《让子弹飞》以其丰富的想象,极具夸张的情节场景,在岁末年初的电影市场上赢得了满堂喝彩,而狂欢化的叙事风格在影片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狂欢的力量在于颠覆、解构,不难看出影片在讽刺着国民性的同时,也在解构着激进的破坏性革命的力量。 
关键词:《让子弹飞》;狂欢化;启蒙;闹剧;革命 
        一、非理性的狂欢式叙事 
        《让子弹飞》以其寓言的形式,荒诞的表演、搞笑的语言和悬疑的情节,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赢得了满堂喝彩,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化之后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型电影:寓言体电影。 一部寓言体电影的成功背后,是对美学因素的娱乐化编码,简单的说,《让子弹飞》的成功是以狂欢的方式,让观众在想象中陷入崇高的乌托邦式启蒙情绪与暴力革命之中的结果。 
        在《让子弹飞》中,姜文在影片中以其个性化的言说,向大众传达着一种非理性的、狂野、浪漫的情怀。从开篇的“马拉火车”、“火锅蒸汽”、“麻将面罩”到水中矗立的宛如童话世界般的鹅城,都透着一股天马行空的幻想意味,鹅城的妇女在城墙前疯狂的敲锣打鼓,制造着节日欢庆的气氛,再加那漫天飞舞的子弹,满街满地满箱白花花的银元,可以说,整个发生在鹅城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幻境。在这里,现实时空的理性框架已被忽略。姜文在这里试图以幻想式的影像风格来探寻意识本源的狂欢精神。 
        “狂欢化的时间是超越了传纪体的时间, 它仿佛是从历史时间中剔除的时间, 它的进程遵循着狂欢体特殊的规律, 包含着无数彻底的更替和根本的变化”。[1]影片正是在其精彩的故事中,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将断裂的碎片化的夸张场面加以缝合,从而建构了一个狂欢化的叙事结构, 传达出创作者的批判意识和颠覆力量。 
        姜文的影片就是在这种情绪宣泄的状态下,对人的“精神”、“意志”本身进行中国式解读。在这样的表述中,追求的明显不是理性的解析,而是非理性的感悟,一次精神的狂欢。狂欢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象征性的, 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丧失, 它的意义正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因此,影片用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这种乌托邦式的寓意结束。它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 
        二、愚昧的民众与欺骗的启蒙 
        张麻子最初来到鹅城即提出要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这无疑具有很强的启蒙意识,并且在他与小六子的一段温馨的谈话中提出要让小六子去留洋读书,这无疑也指出了启蒙的恰当手段——教育,然而他的启蒙以小六子的死而终结,启蒙的目的不再是要建立一个公平而有尊严地生活的世界,而是要复仇。 
        张牧之所面对的要被启蒙的鹅城民众,则并非是心怀着救民理想,追求公平的觉醒了的民众,事实上是一些麻木而不觉醒的“庸民”群体。“他们的整个存在被限制到纯粹的感性:恐惧和希望就是在它上面高高统治的唯一动机。 
因此,他们胆怯、懒惰,习惯与压迫和专制,害怕在他们的守护神作为抵制不义而在它那里煽起的微风中丧失自己在地球上的性命。”[2]  
        那么怎么让这样的民众跟随自己闹革命哪?张牧之有自己的手段:首先是制造神话,通过杖打武举人,通过“侠客仁人义士”的“劫富济贫”,构建公平的世界,来塑造自己的老天爷形象 。在此基础上,使用不断重复的民谣和口号,通过重复这一宣传机制,从而强化鹅城百姓内心对黄四郎的仇恨,及对其财富的物欲。通过播撒白花花的银子和枪,刺激鹅城人内心喷薄欲出的贪念,激发他们对黄四郎巨额财富的无限想象,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一种武力保障。 面对鹅城人“谁赢就跟谁”的精明和骑墙,张牧之就只剩下最后一招——欺骗。张牧之当众将黄四郎的替身作为黄四郎给处死了。于是,在看到利益,同时又确定没有危险时(黄四郎死了),鹅城人终于凭着想象和曲解的事实,借着一种相互传染的非理性情绪,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破坏力,颠覆了在鹅城曾根深蒂固的黄四郎的势力。 
        约翰.亚当.贝壳在《启蒙导致革命吗?》中提出“双重的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可分为实质性的启蒙和形式上的启蒙,而人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指向把自己局限于感官快乐的动物性。第二中倾向指向理性,他通过思想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倾向。 [3]张牧之对鹅城百姓的启蒙无疑属于第一种倾向,他直接指向人们的贪欲,指向对黄四郎的恨所引起的感官不适。张的启蒙方式实质上是迷惑而非启发,是欺骗而非指导,是利用人心灵的恶性混乱和对人心的诱惑。 
        正因为如此,当张牧之满怀自信,激情万丈要带领鹅城百姓杀掉黄四郎时,却发现追随他的只有一群只鹅。他让手下在铁门上打出个叹号,实际上是对民众愚昧的感叹,也是对自己启蒙失败感叹,而他自己打出的问号,则是对如何启蒙民众的疑问,也是对未来茫然的疑问。 
        三、革命的闹剧 
        那么,由张牧之领导的革命是否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革命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禀赋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动,同时也指向了一种新秩序的建构。张麻子对众人说,他来鹅城要办的三件事是“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可是不公平依然存在,显然,张牧之领导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引起鹅城民众任何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或者政治法律上的变化,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杀了黄四郎,毁了他五代的家业,为六子、老二、师爷、夫人们报了仇,仅此而已。 
        其实使鹅城民众起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枪了,而是因为他们对黄四郎的畏惧已经因假黄四郎的斩首而消除。正是这些奴性的成见,使张牧之在广场上真诚的召唤仪式,被势力看客们的存在销蚀为一场近乎无聊的闹剧。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一切思维都根植于永远不可能被排除的传统和成见之中”。[5]人民已经习惯于奴颜卑屈,他们已经失去通过反思而对权威进行批判和打破教条束缚的能力。因此,对于鹅城人的启蒙,就是要用启蒙的理性作用于他们的精神层面,引起对成见的批判,观念的革命,就是要摆脱对黄四郎武力的恐惧和其欺骗的束缚。 
        电影采用狂欢与黑色幽默式的喜剧形式,实际上也正是对张牧之式的青天精英启蒙模式的否定与解构,因为狂欢和喜剧的力量不在于建构,而在于解构。三天,对于一场将引起剧变革命来说时间太短,它所能上演也只能是一场狂欢的闹剧,使观众在狂欢的笑声中稀释张牧之式激进启蒙与革命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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